疾風勁草,我從薛愚身上看到的九三精神
來源:宣傳研究部  孔瑤竹  日期:2018-06-07  瀏覽次數:

1988年1月17日,一位高齡病患在北醫病世。北醫黨委集體違背了這位病人的遺愿,未將他的遺體進行解剖——他們通過最后的“忤逆”,表達了自己對這位老者最深的敬意。

這位逝者,就是薛愚。他是我國藥學事業和藥學教育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也是我們九三人的一位杰出榜樣。

    薛愚的學生王廣生、宋之琪夫婦執筆為薛愚寫過一本自傳叫《坎坷少年時》——“坎坷”這個詞可以說貫穿薛愚的一生。

從學成歸國那一刻開始,薛愚就開始書寫他那“慘不忍睹”的工作簡歷:進入河南大學執教,被河南大學解聘;進入西北農專執教,被西北農專解聘;進入國立藥專執教,被國立藥專解聘;進入齊魯大學執教,被齊魯大學解聘;直到進入北大醫學院執教,以為終于可以“塵埃落定”了,誰知因為“右派”問題被“閑置”近二十年。

但薛愚在這樣一種“顛沛流離”的狀態中完成了許多難以想象的重要工作:撰寫了中國第一部藥學專業教科書、第一部化學實驗教程、第一部醫科專業有機化學教科書等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專著,在保護、促進我國中藥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與編撰了第一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薛愚還將藥學院系的建設工作做到了大江南北、全國各地。他在西北農專時,便在西北農專創建了農化系;在齊魯大學時,便在齊魯大學創建了藥學系;在舊中國僅有的兩所藥學院校之一國立藥專受動蕩時局所迫而關門時,他重建了國立藥專一力促成藥專復員;他在北大醫學院時,北京醫學院自北京大學獨立出來,薛愚又成為北醫藥學院第一任院長也是終身名譽院長。

薛愚建系的速度會讓人誤以為這是一項容易的工作,但當中的曲折外人難以想象。比如國立藥專的復員,當時國民政府是想要借抗戰裁撤藥專。在復員討論會上,軍醫署署長強硬地指出“藥專無復員之必要”,稱藥學是“房前屋后、奶奶婆婆就可以搞定的事情”,薛愚歷陳藥學發展與國家安危的關聯,駁得對方啞口無言;政府代表又轉而“建議”藥專“宜留在重慶不必遷復南京”,希望藥專在重慶自生自滅。薛愚當即決定“先下手為強”,會后立即動用私人關系敲定了藥專遷復南京事宜。誰知回到南京,國民政府又說要“一切從簡”,并不撥給藥專經費,薛愚又帶領藥專勒緊褲腰帶“茍延殘喘”挺到了新中國成立,改組成為了南京藥科大學。解放后的北醫藥學系也是在薛愚的不懈努力下改系建院,一步一步發展壯大。沒有校舍,薛愚便上書毛主席,與中央軍委“搶地”,為藥學系爭取了霍家花園的基地。后來霍家花園的校舍又被其他院系“征用”,薛愚又到教育部“要說法”,爭來了搬遷時藥學系優先選址的待遇。

還有一件事上,薛愚也是詮釋了“上躥下跳”、“八面玲瓏”,就是營救共產黨人馬適安。薛愚獲悉馬適安被捕時馬適安已經被關押三年之久——三年來中共地下黨方面也是苦于營救無門。薛愚了解到當時馮玉祥因北京事變之故被蔣介石雪藏,正郁郁不得志但仍有相當的影響力。故薛愚找到馮玉祥舊部王子元,王子元正有意籠絡薛愚,故熱心幫忙聯絡,獲得了馮將軍的親筆信——但可惜信至陸軍監獄卻石沉大海。薛愚以為是王子元面子不夠大,又輾轉找到馮玉祥私人醫生陳崇壽——陳崇壽還是馮玉祥“替身”,與馮玉祥關系更近一層。于是薛愚通過陳崇壽要來馮將軍第二封語氣更為強硬的親筆信,才迫使陸軍監獄放人。薛愚自己屢屢被解雇,從來不去“公關”,但每當為了學校的事情、為了救人的事情,薛愚總表現出驚人的韌性和“公關”能力。

說到薛愚屢屢被解雇,沒有一次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被解聘。解放前,他是因為支持學生運動、配合地下黨工作、抵抗三青團擴張才屢屢得罪當局而被打壓。解放后,薛愚被劃成右派、解除職務,也是因為他替那些“八竿子打不著”的基層藥工和藥學專業的學生討公道、鳴不平,結果直接導致自己蒙冤,導致自己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不能發表、許多重要建議不被采納——在今天許多人看來,這是不值得的,是有些傻的——的確,在風雨不停襲來的幾十年當中,薛愚仿佛一直也沒學會明哲保身,以至于正如王廣生教授所說的那樣,當我們今天想要紀念他一下,都找不到一兩個能夠代表他卓越貢獻的完全屬于他個人的成果。

但薛愚絕不是一個生性暴躁魯莽的人,因為他在最為艱難的歲月中仍然說:“環境是艱難的,道路漫長而曲折。但是我為中國藥學事業奮斗的決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個人,則像疾風下的勁草,雖然風雨不停地襲來,但依然生活在人間。”

    在整個蒙冤歲月中,薛愚沒有牽連任何無辜的人,甚至因為不愿眼見年輕學者毀掉學術前途,還挺身而出替他們扛下了不少罪名,為當時北醫的一批年輕學者撐起了一片天空。當多年后這些受到庇護的學生、學者表達自己對薛愚先生的感激之情時,他只說是“凡人做了一點善事罷了”。

薛愚在抉擇中帶給我們的精神上的指引,可能比他在學術上給予的指導更加珍貴。這種精神,我認為是一種不避禍福的堅持——九三人一脈相承的對真理、對科學、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很難去歸納究竟什么是“九三精神”,它在每個人身上的具體表現可能都不一樣,于有些人是無私奉獻,于有些人是求真創新,表現在薛愚身上,我認為就是“堅持”。

其實薛愚有很多機會可以放棄。在法國讀完書他可以直接留在當地工作,但他沒有。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他可以避開半死不活的邊緣學科,但他沒有。在第一次被解聘的時候他就可以調整自己的作風不再管進步學生的那些“破事兒”,但他沒有。在創建藥學系被各方阻撓的時候他可以隔岸觀火安穩地當他的化學教授,但他沒有。在向全國人大提交考察報告的時候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沒有。在被雪藏后他可以離開祖國安度晚年或者抱著怨恨對抗政府。但他都沒有,直到臨終時他仍然在病床上寫著對藥學教育的相關建議。

因為薛愚在教會學校長大,不妨引用一些宗教語言。馬太福音中說:上帝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毀滅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恒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上帝叫我們要不畏艱險、披荊斬棘地去生活。

其實不論是自由、民主、科學、教育,哪一個不是這樣一道道窄小、艱難的門呢?是無數像薛愚這樣的前輩、先賢,他們窮盡了一生的努力,以一己之力稍稍拓寬了那道門、那條路。

2015年,我開始著手撰寫《薛愚傳》,2017年由學苑出版社出版。當我完成這本《薛愚傳》回過頭來想:我們究竟為什么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研究社史、研究先賢。不是我們想要以繼承者的姿態躺在他們的功勞簿上接受敬仰和崇拜,而是我們需要從他們的一言一行和一次次的抉擇中思考,思考當如何在逆境中堅守自我、堅守真理,不負使命、不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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